《梁书》，六本纪，五十列传，合五十六篇。唐贞观三年，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。思廉者，梁史官察之子。推其父意，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，以成此书。臣等既校正其文字，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：自先王之道不明，百家并起，佛最晚出，为中国之患，而在梁为尤甚，故不得而不论也。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，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，故不可绌；虽然，彼恶睹圣人之内哉？《书》曰：“思曰睿，睿作圣。”盖思者，所以致其知也。能致其知者，察三才之道，辩万物之理，小大精粗无不尽也。此之谓穷理，知之至也。知至矣，则在我者之足贵，在彼者之不足玩，未有不能明之者也。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，未可也，故加之诚心以好之；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，未可也，故加之至意以乐之。能乐之则能安之矣。如是，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？万物之所不能累，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。能尽其性则诚矣。诚者，成也，不惑也。既成矣，必充之使可大焉；既大矣，必推之使可化焉；能化矣，则含智之民，肖翘之物，有待于我者，莫不由之以至其性，遂其宜，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。德如此其至也，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。故与之为衣冠、饮食、冠昏、丧祭之具，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者，莫不一出乎人情；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，莫不一出乎人理。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，危且乱之所去也。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，使之化者其德如彼，可不谓圣矣乎？既圣矣，则无思也，其至者循理而已；无为也，其动者应物而已。是以复露乎万物，鼓舞乎群众，而未有能测之者也，可不谓神矣乎？神也者，至妙而不息者也，此圣人之内也。圣人者，道之极也，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？求其有以易此者，固其所以为失也。夫得于内者，未有不可行于外也；有不可行于外者，斯不得于内矣。《易》曰：“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，故不过。”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。智足以知一偏，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，道足以为一方，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。佛之失其不以此乎？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，亦可谓妄矣。 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，臣等故因梁之事，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，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，而有志于内者，庶不以此而易彼也。
臣巩等谨叙目录，昧死上。